《暴力拓扑学》读书摘录
《暴力拓扑学》读书摘录
导言
P2 “暴力拓扑学首先要面对暴力的那些宏观表象,它们以排斥的形式登台亮相,即是说,它们在诸如自我与他我、内在与外在、朋友与敌人等两极化的紧张关系中得以发展,其表达方式通常都是表现式的、爆炸式的、群体式的、战争式的。远古的流血牺牲式暴力,嫉妒和复仇女神的神话暴力,统治者的杀戮暴力,刑讯暴力,皆属此类。宏观物理学上的暴力还采取一种更为精密的形式,比如通过语言暴力表现出来。”
宏观表象往往是以“排斥性暴力”的显现,但书中还提到“扩张性暴力”,脚注里也提及这二者亦译作否定性暴力和肯定性暴力。过于嘈杂的信息和交流压迫,即便不来源于他人的否定和对抗,也是一种暴力,而这种暴力在现代社会愈发变成主流。
P2 “伤害性语言所具有的暴力同物理(生理)暴力一样,向来以排斥性为基础,因为它具有污蔑性,它损人脸面,降人身份,或者夺人权利。排斥性暴力(negative Gewalt)与扩张性暴力(positive Gelwalt)是不同的,后者源于垃圾语言、过度交流和过多信息,即来自语言、交际和信息的成群积聚.”
P3 “今天的社会总是一再抹去他者或陌生人身上的排斥性。全球化进程恰恰加速了边界和差异的消失。排斥性的日益消除却并不等同于暴力的消失,因为除了排斥性暴力,还存在着扩张性暴力。实施扩张性暴力不需要敌对和统治关系。暴力不仅仅是过度的排斥,而且还意味着过度的扩张,也就是扩张性成群,它表现为过度的绩效、过度的生产和过度的交际,过量的关注和过分的积极主动。扩张性暴力可能比排斥性暴力更为致命,因为它缺乏任何可视性和显见性,而由于其积极扩张,它还摆脱了免疫抵抗。传染、病菌入侵和渗透这些排斥性暴力的典型特征,如今让位给了梗阻。”
P3 “后现代的绩效主体之所以是自由的,因为它不受迫于一个自身之外的统治机关。事实上,它同服从主体一样不自由。外在的胁迫是克服了,可却产生了内在的压力。绩效主体发展出一种抑郁。暴力一直存在,分毫未减。它只是转移到了内心层面。君权社会里的斩首制度,规训社会里的畸变,绩效社会里的抑郁,都是暴力拓扑学变迁的不同阶段。暴力将会愈益内在化、心理化,并由此隐遁其形。它一再剥除他者或敌人身上的排斥性,变为直指自身。”
第一部 暴力的宏观物理学
暴力的拓扑学
P10 “在血腥的戏剧里,君主的权力化身舞台上剑的权力,角斗表演于是成为帝王崇拜的一个本质组成部分。对杀戮暴力的夸张演绎,宣示了统治者的权力和荣耀......暴力在此毫无遮掩,它明显可见,它毫无羞耻,既不悄寂无声也不公然赤裸,而是意味深长,影响深远。无论在远古文化还是古希腊罗马时代,演绎暴力都是社会交往中一个不可或缺的核心组成部分。”
P11 “前线代的君权社会是血亲社会,它的结束令暴力经受了一场拓扑式转变。如今它不再是政治交际和社会交往的一部分,它退回到次交际的、皮下的、毛细的、内在心灵的空间。它从可见转为不可见,从直接转为暗示,从生理转为心理,从战争式的转为居间的,从正面直击转为病毒性渗入。”
P14 “后现代的绩效主体不屈从于任何人。它本来就不再是一个屈服顺从的主体。它积极扩张自己,解放自己,成为一个投射物(Project)。这种主体向投射物的转变其实并没有导致暴力的消失。取代外部强迫的,是自诩为自由意志的自我强迫。”
分析其发展
P14 “这种发展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密不可分。自从生产达到一定的水平,自我剥削就远比受人剥削更有效果,功能更为强大,因为,与自我剥削相伴的是,感觉自己是自由的。”
暴力的考古学
弗洛伊德认为死本能会制造出破坏性冲动,勒内·吉拉尔将暴力归因于模仿性对抗。韩举了竞争水和财欲两个例子来驳斥吉拉尔的观点。认为吉拉尔的“模仿性对抗”概念并没有把握暴力的本质。
P16 “竞争者之所以渴望水,并不是别人也喜欢水。暴力犯罪首先发生在对物的争夺上,这些物并非因为模仿性欲求才有价值,而是因为它们具有一种内在固有的价值。被争夺之物都是能够满足基本需求之物。吉拉尔的模仿理论用在财欲上也是说不通的。我想有钱,并不是因为别人也想有钱,并非模仿的欲求才让钱有了价值。钱是一个特殊的客体,因为它就是价值......模仿首先涉及的是象征层面,比如语言或行为模式,所以并不一定会引发暴力冲突。”
暴力与宗教
P18 “暴力很可能是人类第一个宗教体验。”
P19 “远古宗教是一种情结,是同(在外向化至神圣高度之后的)暴力彼此互动的结果。献祭就是最为重要的互动形式之一......在远古文化中,暴力扮演了宗教交流的主要媒介。与此同时,人们就在暴力的媒介中同暴力之神交流。一旦暴力被当作神性体验,那么与暴力的关系就迥然不同于从前了。”
惩罚是对复仇的合理化
P24 “惩罚是对复仇的合理化,禁止了复仇的雪崩式膨胀,因为那会令复仇变得万劫不复。在远古社会,对暴力做出的唯一可能的反应就是以暴制暴。一个激进的的范式转移将惩罚体系同复仇体系区别开来。前者把暴力变成一种由个人承担的行为。它不再是非人格化的、以暴制暴的事件;它脱离了权力关系,被置于一个罪责关联当中。”
P25 “惩罚性暴力(Strafgewalt)放弃了远古复仇中典型的不审而判,不再令暴力逍遥于一切监管之外。审判和定向(Richten und Richtung)彼此决定。惩罚体系遵循的并不是复仇逻辑,而是调解逻辑,而调解逻辑产生于客观的法律关系。就此而言,惩罚体系阻止了暴力肆意蔓延膨胀,因为它不同于复仇体系,它意不在制造暴力,而在预防暴力。”
P26 “在现代社会,远古的暴力经济学并没有轻易消失。核军备竞赛遵循的正是远古的暴力经济学。潜在的毁灭力量像曼纳一样越积越多,为的是制造出力大无比和坚不可摧的感觉。从深层心理学层面看,远古时代的信仰——通过积蓄杀戮能力来逃避死亡——仍然奏效。”
巧合的是资本经济也显现出惊人的相似性,流进对于流血,大量财富聚集类比曼纳的手机。人们试图通过不断印刷钞票来逃避一些事情,比如经济危机。而拥有越多,人们就会有越多妄想,并认为自己掌控了越多能力来对抗死亡。
P27 “就连资本经济学也显示出同远古暴力经济学的惊人相似,不是制造流血,而是制造流金。在鲜血与金钱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似的本质。资本的运作方式就像现代曼纳一样,你拥有的越多,就越强大,越坚不可摧,甚至越妄想长生不死。金钱从词源上就已经点明献祭和狂热崇拜之间的关系......于是乎,金钱也好,资本也罢,都成为一种对抗死亡的手段。”
亚里士多德提示人们,纯然的追求资本应该受到谴责,因为那样做只为求生存,而不求美好生活。
P29 “资本主义经济学把活下来编程绝对原则,不关心生活是否美好。滋养资本主义经济学的是一种幻象,即资本越多,生机越多,生存能力越大。将生与死蛮横地一刀切开,会为生活本身蒙上一件僵硬的幽灵外套。本该关注如何过上美好生活,却因担心活不下去而患了魔怔,或曰怕死癔病。把生活简化成生物的、生命机能的过程,让生活本身变得赤裸。”
P30 “一个被怕死癔病笼罩的社会,是一个活死人社会,既不能生,也无法死。弗洛伊德也清楚这种致命的幸存辩证法,所以会用这样一句话为《合乎时代的战争与死亡》一文作结:‘如果你想生,那么就先面对死。’”
暴力的心理学
弗洛伊德为代表的精神分析学派构建了“排斥/否定”的心理系统,来分析诸如抑郁症等心理疾病的成因。韩在此章主要论点是不同于规训社会,现在的绩效社会给予人无尽的自主与选择,搬运以往的“排斥/否定”系统不再适用,暴力转为一种无尽的自指,因而也不能排斥性暴力的他者的缺失来解释一些情况。
P34 “弗洛伊德的心里系统是一套排斥/否定的系统。超我以掌管严苛律法和禁令的机关自居......超我是一个内向化了的统治机关,代表上帝、主权或者父亲。它是自身当中的他者。于是,暴力在这里就是一种排斥/否定的暴力,因为它由他者引起,它表现为一个统治关系下的镇压现象。”
P37 “弗洛伊德对忧郁做出的阐释正确与否,在此无关宏旨。重要的只是他的阐释模式。忧郁是一个病理紊乱的自我关系。弗洛伊德将其解释为一种对外关系,一种同他者的关系。忧郁者作用于自身的暴力,因为矛头指向我中的他者,于是成了一种排斥性暴力。我中的他者是一套排斥性的措辞,从头至尾撑起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
后现代的绩效主体不再致力于任何义务工作。构成其生活准则的不是服从、律法和尽职,而是自由快乐和喜好......这里起作用的也不是他人的指令,相反,主体首先要听从的是他自己。他就是自己的雇主。因此,他摆脱了来自发号施令的他者的排斥性。
他者的缺失。
P41 “塞内特也将奖赏危机追溯到自恋式紊乱和他指的缺失:‘自恋是性格的紊乱,它极度自尊截然相反。沉浸于自我之中不会带来任何奖赏,反而会给自我带来痛苦。抹杀自我与他者之间的界限,意味着这个自我永远不会与新事物,与他者相遇。’”
不过韩认为塞内特将今天的个体心理紊乱同自恋相联系,做法固然正确,但是得到的是错误的答案。
P43 “按照塞内特的观点,自恋的个体是故意避免达到或完成一个目标,因为完结会产生一个客体化的形态,这个形态独立于自我而存在,从而削弱了自我。现实情况却与此相反。由于社会条件所限,不可能存在客观有效、终极的完结形式。正是这种不可能性推动主体走向一个自我迷恋的重复之中,乃至自我不会具有任何形态、任何稳定的自我认知、任何性格。”
P48 “筋疲力尽又备感抑郁的绩效主体,仿佛被自己消磨殆尽。他很疲惫,由于跟自己作战而累得精疲力竭,完全没有办法走出自己、走到外界,没办法信赖他人、信赖世界。他咬住自己不妨,结果竟把自己掏空抽尽;他为自己预备了一个越转越快的仓鼠轮,轴心正是他自己。”
提到。
P50 “阿兰·埃亨伯格的出发点是忧郁和抑郁症之间的纯粹数量之别。忧郁总是带着精英的味道,如今民主化为抑郁症:‘如果忧郁曾经是一个反常之人的特征,那么抑郁症则表达出反常事务的大众化。他认为抑郁症是‘忧郁加上平等,是民主化的人的典型病症’。可是埃亨伯格特地将抑郁症定位在那个时代,那个被尼采宣称将涌现大量独裁者地时代。因此,抑郁地人也就‘被他的自主性折磨殆尽’的人。”
社会政治事件已不再由带有远古色彩的意识形态冲突或阶级纷争而决定了。
P54 “暴力并非只来源于纷争或冲突等排斥性,而且还来自达成共识所需的积极扩张性。资本的大一统如今好似将一切吸收吞没,它表达出的是一种共识性暴力。”
理想的我不可抵达,于是自视为有缺陷的人,自视为失败者。
P55 “自我跟自己作对,向自己宣战。积极扩张的社会虽然自以为摆脱了外来的强制力,却陷入了破坏性的自我强迫之中。精力耗尽或抑郁症等心理疾病是 21 世纪的主要病症,它们都呈现出自残的特征。人们对自己施加暴力,进行自我剥削。由外而来的暴力退场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自生的暴力,它比前者更加致命,因为这种暴力的受害者误以为自己活在自由里。”
暴力的政治学
卡尔·施米特,政治的本质乃区分敌友。
P59 “对施米特来说,在面对外敌威胁且不得不对其宣战时,也就是处于战争状态时,共同体才是政治性的。暴力的现实可能性构成了政治的本质。战争不只是发生在国与国之间,而且还发生在一个国家的内部。一个国家只有在面对一个内部敌人的时候,其内部才是政治性的。因此,按照施米特的说法,所有国家都存在这样的组织机构,以希腊共和国国家法之名叫战争宣言,在古罗马国家法中叫敌对宣言,也就是“宣布国家内部敌人”,通过唾弃、囚禁、放逐、剥夺权利或者献祭来实现。”
P61 “在施米特看来,重大政治的高潮并不是同敌人达成和解或取得一致的瞬间,而是‘将敌人明白无误视作敌人之时’。”
施米特认为在政治中起决定作用的是果断决策,是快刀斩乱麻的暴力。决断与讨论互让对方变成多余,而因为他支持决断,因而坚定的反对讨论。
P63 “施米特是出了名的议会制反对者。‘议会’这个词可以追溯到法语动词 parler 上来。照此说来,彼此言说、讨论,是政治的本质。独裁杜绝讨论,将语言简化成命令。然而,发号施令并不是讲话。语言的议会化,也就是灵魂的议会化,可能会成为施米特严重的衰落。施米特所说的灵魂不溶于长时间公开讲话,因为那样一来就会沦为空谈,永远无休无止,不会走向任何最终决策。‘决策’一词,来自拉丁语 decidere,意思是‘切断’,你要通过切断他者、切断敌人的咽喉来做出决定,它以暴力为基础。讨论作为政治的媒介,遵循的是一套迥然不同的思想,是用妥协代替战斗。”
P67 “‘性格’是一种排斥现象,因为它的前提是排除和否定。‘拥有多于一个唯一真正的敌人’,是一种性格弱点。拥有多于一个唯一真正的朋友,于是也标志了一种性格缺陷。尽管是排斥的,或许恰恰因为排斥性,性格反倒令自我有了形状并得以巩固。决策与排他具有快刀斩乱麻般的暴力,有赖于此,‘性格’才有了严酷性,才与今天这格首先不问一切的绩效社会水火不容......理想的绩效主体将是一个无个性、没性格的人,放之四海而皆可用,而服从主体和规训主体则具有一个固定的性格。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悬浮状态跟自由的感觉是结伴而行的。久而久之,这种状态就会导致心里虚脱。”
恢复同他者的关系与建立敌人之间的 balance。
P71 “为了脱离那个围着自己越战越快的自恋仓鼠轮,有必要重新恢复同他者的关系,不过,途径并非同施米特的敌友公式相结合的那种排斥性暴力。有必要进行一种别样的重构,即对他者的重构,同时又不会引发破坏性的免疫防御。如果我让他保持如其所是的样子,并且肯定这种他在,那么就可能同他者发生关联。这种对如其所是的肯定就叫做友善。”
P72 “施米特作为身份证治的暴力政治,却让本属于最近亲缘关系的兄弟情谊骤变为敌对关系。针对‘谁是我的朋友’这一问题,施米特的回答是:‘他人自证是我的兄弟,而兄弟则自证是我的敌人。’”
法律与暴力。
暴力手段维持了法律秩序?
P73 “法律可能的确要靠暴力来执行,但却不必以暴力为基础。黑格尔也曾写道:‘人们常常想象国家是和暴力结合在一起的,然而维持稳定的仅仅是对秩序的基本感觉,这种感觉人人都有。’维持法律秩序不能仅靠暴力或排斥性制裁等威胁。暴力不会把任何事情团结起来。从暴力中不会生出任何稳定状态。相反,暴力的密集上演标志了内在的不稳定。一个仅靠暴力得以维护的法律秩序,将会十分脆弱。然而,只要有对法律秩序的支持,就可以保证一个稳定的状态。正是当‘稳定’从法律秩序中消失时,暴力才露出端倪。”
因为本亚明确信没有无涉及暴力的方式实现法律,最终他来到了神的暴力的解释,命名之为“纯粹手段”。依他之见,神的暴力的纯粹性在于,它打破了联系法律与暴力的纽带,它打破了法律秩序的一切包裹。它不会建立任何权力和统治关系。
P84 “一个真正的神性君主,其言语直接化为法律,亦能凭借一己之力创造出全体意志。他的意志直接转化为所有人的意志。因此,他无须借助暴力立法。他不会遭遇任何违逆,因为他是意志的创造者。他的威力因此既不是打击性的,也不是摧毁性的,而仅仅是创造性的。”
问题是,如果这些创造性的神之言语是互相驳斥的呢?
亚里士多德的城邦理解与强调友谊作为政治的目标。
P85 “政治服务于治理城邦,按照亚里士多德所言,城邦‘尽管是为了生存而建,但其持存却是为了好好地生活’。从本质上说,法律和正义皆属于政治,二者皆有调节性,为共同生活带来幸福,推动公共福利地最大化。城邦远远不止于一个权力和通知实体......政治是调解。它还会超越法律秩序和正义之外进行调解。恰恰因此,亚里士多德赋予友谊一个重大意义。友谊比法律和正义地调和性更强。亚里士多德于是说,一个好的立法者要付出比实现正义更多的精力来守护友谊跟法律相比,友谊在调控社会共同生活方面更加有效,首先更加远离暴力。所以,理想的政治动物得成为一个朋友:‘假如公民彼此成为朋友,那么就不需要法律保护了;如果他们都是公正的,他们还是需要友谊的。’进一步说,政治就是行动,它采用的是调停和谅解等法外力量。友谊地政治里根本不会出现那种需要法律和仲裁的严峻情况。亚里士多德将友谊提升成为城邦的‘最高财富’。”
P92 “今天,政治本身扩张成为无需任何自治行动的工作。这个工作对于压制它的力量和强迫不会提出任何质疑和反抗,因而它是积极扩张的。工作的扩张化无休止地延续着常态。作为工作的政治,缺乏任何超验的视野,也就看不到唯一可能性之外的东西。政治安静地躺在资本的固有空间,这个空间已经吞并了每一种超验、每一个外在。面对政治的扩张性,政治党派或意识形态越发失去分量。政治的真空被媒体营造的轰动事件填满。就连政治家们也转向了轰动事件制造的非政治化空间。媒体造势的对象,不是政治家的政治行动,而是他们的人格。”
当今媒体占据着一个由轰动事件构成的非政治化、去神学化的空间。如其所说,它们制造出一种无主的荣耀。
章节结语。
P94 “统治与荣耀早已离开了政治领域,着陆在资本的内在空间。广告表现的是基督教礼拜唱诵的资本主义版本。赞颂新型产品的明星们,就是当今的天使。资本主义的赞歌制造出荣耀。那是统治的美丽表象,这个统治仅仅适用于资本。资本万岁的时代收获的欢呼喝彩,如今叫做消费。”
暴力的宏观逻辑
它成功潜入我的内心,却不被我吸纳,形成一种内心投射,对我来说仍是外在的东西。造成的结果(创伤体验)就是暴力。
P96 “暴力不仅仅发生在人与人之间,所以有必要将暴力定形在内与外的排斥性紧张关系之中,从而能够领会和描述暴力的那些宏观物理形式,那些形式乃是在自我与他者的冲突性中间地带展开。可以将暴力描述为那种占统治地位却不被内心化之物造成的结果。”
P97 “权力塑造等级关系的连续性,而暴力则制造鸿沟和断裂......权力折服异己,直到后者躬身顺从。暴力折服异己,直到后者粉身碎骨。”
这里作者引申了两句,对“爱”的讨论,暴力与权力不能让他者安之若素,就连爱也缺少自由,无法对他者泰然处之。
P99 “显然,海德格尔在定义爱时,脑海里呈现的是另一种爱:‘很可能是爱最深刻的定义,在奥古斯丁那里叫做‘我爱你,愿你保持原样’。爱是更深意义上的使存在,与之相应,它召唤本质。’爱是‘一个人给另一个人最深的自由’。意愿的意向性,却赋予这种爱以矛盾性和含糊性。因此,阿伦特的怀疑不无道理:‘‘愿你保持原样’也可以表示,我想要你成你原本的样子,想要你行你的本性——那么就不是爱,而是藏在借口之下的统治欲,把他者的本性变成了自我意志的对象。’这一解读非常接近奥古斯丁的另一表述:‘你在另一个人身上所爱的不是他所是的样子,而是你想要他是的样子。’我想要你成为你本原本的样子,并不是‘统治欲’。”
权力与暴力二者好比手段和目的,暴力本身是解构的,用于破坏,毁灭,只有当人们有意将暴力变为权力时,它才是创造性的。好比营造一种真空,然后让新的气息充斥整个空间。
P101 “暴力反对他者存在,它不会遵循任何内心世界的目的,它在毁灭行动中耗尽自己。一个绝对解构的权利则是一个悖论。权力总是拥有一个建构性的内核。权力在工作,在组织和拟定它的作用空间,它制造规范、结构和机关,它制定一种象征性的秩序。”
前述的是宏观物理暴力,当然本书的核心是绩效社会的暴力,本章前述的暴力似乎都可以被归为宏观物理暴力,这里作者拿微观暴力与宏观暴力做了对比。
P106 “渗透、入侵或感染,是宏观暴力的运作方式。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前提,就是在自己和陌生者之间做出明确的免疫式划分。由于缺乏排斥性,微观五里堡里展现出一种完全不同的拓扑学和病理形态。取代感染的是梗阻。宏观物理暴力表现为外露的、爆发的、明确的、冲动的、扩散的,而微观物理暴力则表现为含蓄而内爆式的。”
宏观物理暴力侵入,扼杀内在,而微观物理暴力则通过过剩的扩张将主体解散。
P108 “没有了排斥性,扩张性暴力在相似性空间里蓬勃壮大。没有了排斥性,积极性就肆意增生;由于其内在天性,这种增生不会遭遇任何免疫抵抗。这是一种同质化的恐怖。”
第二部分 暴力的微观物理学
系统性暴力
越发开始难以理解了,这篇开头开始还是在拆解其他哲学家提出的“暴力”概念。比如韩不满于加尔通对“暴力”过于宽泛的解释:“当人们实际的肉体和精神实现小于潜在实现,暴力就登场了。”过于宽泛,就无法把握暴力的威力究竟有多大。他举出“工人阶级子女比上层社会子女接受教育的机会要少”算不上暴力(按照一般的理解)但是按照加尔童的概念确成为暴力,来说明这种过于宽泛的“暴力”概念会混淆其与不公正的关系。
之后他还提到了布迪厄的“象征性暴力”,然后指出:
P113 “布迪厄也并未打算在权力和暴力之间做出明确区分。他几乎把权力和暴力当成了近义词:‘一切权力都有一个象征性维度:它必须从被统治者那里得到一个肯定的形式,它的基础不是一个被启蒙的意识做出的自由选择,而是被社会化了的身体做出的直接的、预反射性的屈服。’”
紧接着韩提出了自己对于权力、暴力的看法:权力象征的统治并不需要暴力和强制手段来维持,并试图将这些人所提出的“暴力”概念统一化。
P114 “尽管权力和暴力之间有相近性,但是二者在骨子里诗有别的。恰恰是权力的象征性维度导致即便不假以暴力也可以实施统治。统治越是在象征层面生成预反射的肯定,它就越不需要倚仗公然的暴力。相反,如果没有了任何令统治寻常化、自动化的象征性调解行为,那么就不得不采取大规模暴力和强制手段来勉强维持统治。”
在这些人提出的“结构性暴力”、“象征性暴力”概念中,都以对立关系为前提,加害者与受害者泾渭分明,都算作是外部强制。
P114 “被齐泽克称作‘客观暴力’之物,几乎就等同于象征——结构性暴力。齐泽克甚至谈到‘社会——象征性暴力’,将意识形态转变为一个自燃事件,人们在做出每一次有意识的决定之前都对之予以赞同:‘相应的内容适合暴力。社会——象征性暴力的纯粹表现形式乃是它的反面,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的自发性,是我们赖以呼吸的空气。’”
从齐泽克的观点逐步引出作者要说的“系统性暴力”。
比如他提到齐泽克的暴力理论始终是“排斥模式”的,认为现代西方社会体系(外界)制造出一种“巨大的压力”,强迫“我们的自由女性”,“去做外科美容手术、整形移植或注射肉毒杆菌,目的是在自由的性爱交易市场保持竞争力”。
P116 “因此,西方社会同非洲社会并无本质区别。一个是女性自愿忍受美容手术之苦,另一个则是女性凌受外阴割礼之辱”。
P116 “按照齐泽克的观点,‘客观暴力’维持着统治关系和剥削关系。这里的剥削是一种外部剥削。齐泽克避开了那种无需统治便可发生的系统暴力,那种暴力会导致一种自我剥削——一种不仅仅关乎社会的某个部分而且牵连社会整体的暴力......西方的绩效社会制造出一种强制力,受到压迫的不仅是女性或工人阶级,而且还包括所有社会成员......对身体进行优化的强迫行为,毫无例外地席卷了所有人。”
P117 “系统暴力作为积极的扩张性暴力完全没有阻止、拒绝、禁止、排斥或抽离等排斥性。它表现为商品化的过剩、超量、城市化的扩张、耗竭、生产过剩、过度囤积、交往过度、信息过剩。由于它具有扩张性,人们也不会感知到它是一种暴力。导致暴力的不仅有匮乏,还有过剩,不仅有不允许的排斥性,还有无所不能的扩张性。”
权力的微观物理学
本章开篇介绍了福柯的权力理论。
P121 “福柯的权力理论的核心观点是:自 17 世纪依赖,权力不再表现为君主掌握生杀大权,而是规训权力(Disziplinarmacht)和生命权力(Biomacht)。君主的权利是剑的权力,直至死亡。它的最高形式在于‘强占生命的优先权,从而毁灭生命’。规训权力则不然,它的任务是‘对被压迫力量进行煽动、强化、控制、监视、提升和组织’。它旨在‘制造力量、让其生长、对其统筹,而不是抑制、压迫或消灭之’。”
韩从死亡权力(君主权力)和规训权力、生命的权力的对比中引发出矛盾,提出,福柯描述的并非一个新的权力形式,而是一个新的社会形式。因为变动的层次实际上超过了权力层次,所以无法对比。
P123 “实际上,福柯描述的并非一个新的权力形式,而是一个新的社会形式,也就是规训型社会,只是它没有显现出任何权力形式和统治形式。这样的话也就无法对君主权力和规训技术直接采取权力多寡的对比。”
因此他反驳了规训权力与生命权力的概念,认为这些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权力和统治实践。以及对于权力本身的思考,他还认为尽管福柯有意脱离“普遍统治体系”这种对抗关系来思考权力,但还不足以给出权力背后真正的结构支撑。有关福柯对暴力的叙述,他这么说:
P126 “福柯显然缺乏对暴力的感知力。因此,他将拷问仅仅视作产生真相的过程,而无视它包含的暴力和情欲经济学。引发自杀的暴力也不在他的思考范围......因此,他不去研究在所谓规训型社会中急剧增长的针对自身的暴力。它恰好体现了福柯没有说明的规训型社会所内含的暴力结构。”
从规训型社会到绩效社会。
P127 “福柯的《规训与惩罚》以下面的文字结束:‘在这种核心的、核心化的人性中,即在复杂的权力关系的效果和工具中,身体和力量臣服于各种‘监禁设备’,并因为本身是战略元素的话语而客体化。这种人性让人不得不被卷入战场的喧嚣。’福柯的规训型社会由监狱、医院、兵营和工厂组成,它无法反映今天的社会。他所描述的社会早就被一个由玻璃办公室塔楼、购物中心、健身中心、瑜伽馆和美容医院组成的社会取代。21 世纪的社会不是规训型社会,而是绩效社会。规训型社会的高墙在这里显得过于原始。这些高墙属于一个排斥性社会,那是由清规戒律所决定的社会。”
P128 “顺从的主体是听命于其统治机构,后者将前者剥削殆尽。福柯所说的君主权力中的‘抽取利润’是一种对他者的剥削。和顺从的主体相反,绩效主体是自由的,因为它不服从于任何人。决定其心理状态的不是义务,而是能力。它必须是自己的主人。不是清规和戒律,而是自由和主动性决定了它的存在。绩效命令要求将自由转化成强迫。不再是剥削他者,而是剥削自我。绩效主体剥削自己,直至它完全崩溃。暴力和自由在这里合而为一。因此,暴力成为一种对自己的暴力,剥削者就是被剥削者,施害者同时也是受害者。过劳症是这种悖论性自由的病理学表现。”
血——压迫——抑郁,从君主到规训再到绩效社会的病理表现。
扩张性的暴力
P134 “鲍德里亚并未阐释扩张性的病理,这是因为他一直坚持免疫模式:‘如此大谈特谈免疫、抗体、内脏移植和咳出物,并非偶然。物质匮乏时期关注的是吸收和同化,物质极大丰富时考虑的问题则是拒绝和排除。泛化的交流和过量的信息威胁到整个人类的免疫力。’无节制的过量生产、过量绩效、过度消费和过度交际,威胁到的不是免疫系统,而是心理神经系统。扩张性的病理和免疫系统无关。针对系统肥胖症,不存在免疫反应。如果有脂肪的话,它能被逐渐减少,但不能被完全排除。由于同类具有扩张性,不能产生抗体。面对同类的暴力,增强抵抗力是没有意义的。那些抵抗力只是抵抗异类。”
过度信息交流、全球化暴力,算不算是一种病毒?或许他们仅具备病毒式传播这一特点,在韩的观念里,他不认同他们作为病毒(排斥性暴力的体现)。
P139 “鲍德里亚错误地把全球化的暴力刻画成一种病毒性暴力。在《全球化暴力》一文中他写道:‘那种网络上的、虚拟化的暴力是一种病毒性的暴力。一种温柔毁灭性的暴力,一种遗传的、交流性的暴力;一种共识性的、强制互动的暴力......这种暴力是病毒性的,就是说它不是在战斗前线,而是通过传染、连锁翻迎和破坏所有免疫力等形式进行的。’正是由于没有免疫的排斥性,才会产生过度交流,由此产生的大量交流引起了系统中持续上升的熵。传染是一种新型交流形式。由于它成形于高强度的情绪和冲动,它就不再是意义层面的交流了。和鲍德里亚的假设相反,它没有病毒的排斥性。”
透明性的暴力
P144 “在信仰中,透明根本不构成问题。这正是信仰和知识的不同之处:知识的终极目标就是看透自己。对信任来说,不知道是决定性的。如果确定知道,就丝毫不需要信任了,因为信任是一种介于知道与不知道之间的状态。同样,思考和彻底透明也是彼此不容的......”
透明性的暴力
P145 “即使和一个人融为一体,也有某些地方不可进入,无法渗透。彻底看透、过度曝光一个人,将会是暴力的。所以彼得·汉德克写道:‘我赖以生存的,是我身上那些不为人知的部分。’”
权力、统治和透明,三者互不相容。
P151 “消费和绩效社会的全景监狱和规训型社会的不同。前者不需要束缚,不需要高墙和封闭空间;而今,整个社会、整个地球都成了全景监狱。谷歌和脸书之类的社交网络,同时也是安全局的数字全景监狱。输入的关键词和上传的头像,已经将个人置于圆形监狱式的观察和控制之下。对一个人存入网络的数据进行分析,可能让你对这个人比他对自己更加了如指掌。网络不会忘记任何事,也不强迫任何事。跟规训型社会的圆形监狱相反,这里的全景控制手段不是隔离和监禁,反而是联网。今天的监控不是对自由的侵犯,反而是让自由和控制合一,这样人们就是自愿置身全景监视的目光之下。透明的用户既是受害者又是施害者。每个人都积极参与到网络圆形监狱的建设中来。自由的交流和全景控制交织在一起,不分彼此。”
神圣人
我们因太过活跃而无法死去,又因过于疲乏而虽生犹死。我们是自己的统治者,又是自己的奴隶,我们无需他人强迫,也无意对抗外界剥削,因为我们服从自己,剥削自己。我们是自己的神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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