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录

P10 “说穿了，龙应台所传承、传递的野火，其实就是一种乌托邦的想象。教导我们在现代的荒原上培养价值的火种，批判的火种，或点灯或放火，在众多的小天地和大天地，边缘和中间之间，找到一种新的文化串联的策略......”《野火集》中野火的多层含义，一方面是指如同普罗米修斯为人类带来神火，龙应台给台湾带来思想与意识观念的”野火“，她这个”盗火的玉娇龙“，背负着维护古典价值的使命，在哪个时代挂起漫野的星星之火。

P11 “如福柯所说，我们一再发现自己处于开始的位置；因为这样，我们更应该一起思索未来，以新的火焰挑战者、文化挑战者为己任，化被动为主动，大力叩问个体生命的意义，将我们共同的困境，化成一场戏剧性的自我追寻，扩张梦想的蓝图和坐标，脚踢东西文明，甚至期待有一天，将龙应台的野火放回西方去。”

P24 “……倒觉得八零年代就是太近的昨天，时间很长，路却走得不十分远。”

P28 “八零年代，我从台北走到北京，在从莫斯科走到东伯里的大街上，秋色萧萧，已是年代末了。我看见作家在对群众演说，群众在对天空呐喊，天空，默然下起了冷雨，雨水冲洗着人们脸上悲愤激情的泪水。 那是一个最坏也最好的时代，最黑暗也最光明的时代。因为黑暗，所以人们充满了追求光明的力气和反抗黑暗的激情，而且黑白分明，奋斗的目标多么明确。力气、激情、目标明确——八零年代是理想主义风起云涌的时代。只有在得到”光明“之后，在”光明“中面对个人自我的黑暗，发现那黑暗更深不可测，我们才进入了疑惑不安的九零年代，世纪之末。”

P31 “个人要从民意的强大束缚中解放出来，要向民意的平庸统治争取不同流俗的权利。极权瓦解之后，压迫着个人的是无数个个人所结成的集体，'民意'.”

P31 “梁启超在七十年前说过的话，更令我惊诧其早熟：‘......岂独裁军阀财阀的专横可憎可恨，就是工团的同盟抵抗乃至社会革命还不是同一种强权作用！只不过从前强权，在那一班少数人手里，往后的强权，移在这一班多数人手里罢了。’”

P33 “个人，当他是反对者的时候，她不被捕杀就是圣洁的英雄。当他不再是反对者，严酷的测验就来了：他是否能抵挡权力腐化，他是否能承担责任，他是否能容忍异己。许多事实表明：那打破了专制的英雄们竟是无数个专制的个人。个人，才是黑暗的真正来源。”

P62 “我爱惜我的学生；像努力迎取阳光的黄色向日葵，他们聪慧、纯洁、奋发，对老师尤其一片真情。但是，他们也是典型的中国学生：缺乏独立自主的个性，盲目服从权威，更严重的，他们没有——完全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 错在学生吗？ 当然不是。学生是一抔混沌的黏土，在教育者的手中揉搓成形。从小学到大专联考这个漫长过程中的种种问题，暂且不谈，让我们看看这些‘不敢’、‘泪眼汪汪’、‘没有意见’的大学生正在接受什么样的高等教育.......我一直以为大学校长是高瞻远瞩，指导学术与教育大方向的决策人，而不是管馒头稀饭的保姆，但这也暂且不提。这一类型的教育者的用心，毋庸置疑，当然是善意的，问题是，我们论‘事’的时候，用心如何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实际的后果，而教育的后果和其严重！这种喂哺式、育婴式的大学教育刚好吻合心理学家 Levy 早在一九四三年给所谓‘过度保护’（Overprotection）所作的诠释：第一，给予过多的接触——‘有任何问题，随时来找我’；第二，禁止他独立自主——‘你不许......’；第三，将他‘婴儿化’——‘乖，早睡早起。’；第四，把自己的价值取向加诸其身——‘你听我的......’在这种过度呵护的幼稚教育下成长的大学生，遇事时，除了‘泪眼汪汪’之外又能做什么呢？”

1984，奥威尔的台湾

P117 “要出书时，书稿要送印刷厂了，出版人和我面对面发愁，这一篇，收不收进书里？收进去，可能使整个书被查禁销毁，前功尽弃；不收进去，唉，龙应台实在，实在不甘心！ 夜很深了，我抬起头，说：‘收。’”

P120 “那么我们要不要言论自由？这个问题本身大概就是一个忌讳——我们对外号称‘自由’，当然本来就有言论自由，而且是宪法保障的，问‘要不要’简直是自打耳光。可是自打耳光总比等着让别人来打要好得多。”

P121 “一方面鼓励学生去努力追求真理，真相。一方面有用各种手段防止学生得到某种知识——学生难道是智能不足。我们希冀他不会发现这两种态度间的严重冲突？这种掩藏式的做法不仅暴露出执政者及教育者的虚伪。而且更可笑的，他根本行不通！思考是追求真理的工具，学生一旦获得这个工具，我们就不可能对他说：你去治学问，但不要碰政治。譬如说一个有能力深思经济问题，文学问题的人，他一定也有能力分析政治问题。反过来说，如果我们执意不让学生在政治问题上刨根问底，唯一的办法就是根本不教他追求真理的原则与方法，不给他‘思考’那个刨根问底的工具——但是这样一来，我们还谈什么教育？”

麦尔教授的老鼠实验——“以不变应万变”的古板愚蠢，甚至还在一代代的加重，“遗传”给后人。

P126 “一个国家，又何尝不是个精神可能崩溃的老鼠？！......如何能不受制于旧习惯、旧观念、就方法，如何不搞‘拧’了去老撞一闪没有乳酪的门而撞得鼻青脸肿，需要的是弹性与智慧。 智慧布政使人之所以为人，鼠之所以为鼠的差别吗？”

P131 “在台湾革新很难，一方面固然是由于许多制度的僵化......另外还有保守的执政单位对社会自觉运动的移惧。一个更大的障碍，确实民众本身的缺乏动力。”

P142 “‘野火’只有一个简单的要求：撕掉蒙眼布。对‘野火’狂热的反响或许也就传达了那么一个简单但迫切、坚决的讯息：我们不要蒙眼布！让子女，学生，人民都用自己的眼睛去看。自己的头脑去想。”

P166 “脱法行为频繁，公权力低落，有一个更根本的原因：执法者与执政者同体......执法者虽然有心执法，但是因为与执政者通体，执法起来就难免背上‘迫害’的大帽子。为了避嫌，只好让法律放个假。”

我的台湾意识

P169 “战前的日本，跟目前的中国台湾一样，所有的教科书都由政府统一编制......把教育作为一种政治手段，就是家永一类的学者所惧怕的，他们害怕历史的大悲剧重演。战后的日本和多数欧美国家一样，教科书由民间自行编制，政府只能审核品质，但是不能操纵它的内容。这种做法的目的，当然在避免一个政府有计划、有系统地制造易于统治的顺民。”

寒食节

P205 “唐朝时，中国的文化到达空前的高峰，是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我们对唐文化的了解有限，尤其是唐朝的节日。 唐人很重视的节日是寒食，设定在冬至后的一百零五日，大约在清明节前的一日。这天全长安城的炉灶内都不能有火，人们吃冷粥及冷饼，等到第二天一早，由大明宫内传出薪火，到家家户户的灶内。 这是一个充满了象征意义的节日，而且非常严厉地执行，寒食日仍起火者，要处以死刑的。”